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两段所写的“迁客骚人”，这是第一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具体地写出“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宏大抱负，回答了前面的“何哉”，这是第二层。“噫！微（非）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第三层。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是把这样的“古仁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的。虽然没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实际上是把他们否定了，而那种感慨系之的语气，更加强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谨严而又富有变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有关。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已复杂而尖锐，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胁、西夏的侵略）也日益严重。不少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为中心，形成一个较有进步性的政治集团，与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邪党”（以夏竦、吕夷简为中心）作斗争。由于大地主官僚的经济力量仍然保持支配地位，在政治上也自然握有实权，因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击，作了“迁客”。
庆历三年（1043）以后，大地主官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夏竦、吕夷简等由于欧阳修、蔡襄、孙沔等交章弹劾而先后被罢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掌政权，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对内外职官严加考核，非有功绩，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有不称职者，就班簿上一笔勾去。又更定荫子法：公卿大臣除长子不限年龄外，其他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这些措施，立刻引起许多贵族、旧臣、滥官污吏的不满，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甚至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告他们要废除皇帝，终于庆历五年，迫使他们离开朝廷。
《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作者于前一年出知邓州。就是说，作记的时候，他已经是“迁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迁客”往往也是“骚人”（诗人）。那些“迁客骚人”，大都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几次被贬谪、如今又作“迁客”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却能否定一般“迁客骚人”的“以物喜”“以己悲”，被个人得失和环境变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谓“古仁人”作榜样，这分明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因受“邪党”迫害而作了“迁客”的许多朋友的勉励——首先是对滕子京的勉励。
滕子京有才能，有抱负。然而作为一个“迁客”，他的情感却和记中所赞扬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远。范公偁在《过庭录》里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过庭录》所记的事实，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关于范仲淹的部分，相当可信；这条关于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的材料，尤为珍贵。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与此相补充。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云：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伤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
看了这些材料，再来读《岳阳楼记》，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的确是全文的关键，而“先忧后乐”云云，则是全文的结穴。中间否定的“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分明包括滕子京在内；后面提出的“古仁人”，也正是希望滕子京作为榜样，进行学习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说的是“吾”，指的主要是滕子京。那意思是：我离开了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你呢？
前面说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是赞扬，但也另有用意。用意何在呢？那就是勖勉滕子京应该看得远些，不必“凭栏大恸”，而要进一步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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