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地位上来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相比，一般“民户”的地位更低，他们被朝廷要求世代承袭原来的特殊“户籍”——“匠户”，且为了便于朝廷勾补甚至不许分户，认为若分户会偷逃徭役。
匠、军籍若想若想脱离原户籍却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除此之外，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户籍和命运了，比如明朝“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其实就是“军户”出身，全靠当官才改命。
而“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到工官坐头的管制和盘剥。若工匠以怠工、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则会受到官府严厉惩罚。不过，到了后来，明朝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
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被征银，而官府衙门则“以银雇工”。就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了。为了生活，其身隶匠籍者，还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但其人身束缚也大为削弱。
从明朝中期开始，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等到了接下来的清朝，则持续了四五百年之久的“匠户制度”也正式终结。不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该怎么穷困仍不变。
在明朝时期，“匠户应役”时，“每日绝早入局”，在官吏监督下造作（打工），“抵暮方散”，工作很辛苦，类似后世的996和007。其中，有一部分全家入局造作。他们多是原来被俘的工匠或被抑逼为工匠的俘虏，除了官府发给的盐粮和偶尔赏赐的衣物外，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因而生活艰难，超过后世“劳改犯”。
由于衣食不给，“匠户应役”时，常常发生质典子女之事。另一部分是工匠自身入局、院“应役“，得到一份盐粮后，工余（下班后）可以回家和家属一起工作，自行买卖。其多是从民间签发的“匠户”，较自由。
这些“匠户”的处境比前者要好些。但是，管理局、院的各级官吏，依旧往往巧立名目，“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膳”。所以，不论哪一部分“匠户”所受剥削和压迫，其实都很沉重﹐只是程度稍有些差别。
和“民户”中的“牧户”、“农户”、“渔户”、“猎户”、“军户”、“商户”等一样，“匠户”中也有一小部分富裕的“上户”。而从元朝起，官府衙门就从他们中间选拔局、院官吏来负责管理，故待遇与一般“匠户”有所不同。
到了明朝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明朝官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匠户”隶属于“工部”，分“轮班匠”、“住坐匠”二类。而“阴阳户”与其他“户籍”不同。
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而非日本的“阴阳师”。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的“阴阳生”则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另外还以风水、择日、占卜、算命等为生计，包括“更夫”和“相士”、“巫”等。
“阴阳生”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玄学），而“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推广之。
洪武年间，“阴阳生”一概编入“里”、“甲”，但在“宣德年间”，“阴阳生”却获得了“免役权”。由此，导致“阴阳户”中出现了富实之家、胥吏之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
由“阴阳户”为例，可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灶户”即以“烧火煮东西为生者”，古代则特指熬制食盐。
因此，“灶户”即“盐户”，其称呼始于“五代十国”时期，时称“设灶煎盐”的“盐户”为“灶户”。宋朝以后，“灶户”便作为“盐户”的通称。而宋朝的“盐户”则以“亭户”专立为朝廷官府之“户籍”之一，时亦称之为“灶户”。
到了元朝以后，则专以“灶户”为官府登记之“户籍”。因此，元朝时的“灶户”中之男性劳力被称为“盐丁”或“灶丁”。由国家指派且户籍上自成一类，归“盐运司”管辖，且不属于地方官府、衙门管辖范围之内。
“灶户”世代承袭，且都被固定在指定的盐场上劳作，不能随意迁移。每户按不同财产状况，向官府交纳数目不等的食盐，称为“额盐”。然而，官府所发给的报酬即“工本钞”则为数甚微，勉强能解决温饱而已。
到元朝中后期，“灶户”被迫逃亡者甚多，因为煮海熬盐必须长年累月经受海风侵袭，且危险性高。很多贫苦“灶户”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明朝的“灶户”多系“故元灶籍”人口，部分系明政府佥派之民户及罪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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