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一波三折，但总体上仍由实力决定一切，即顺势而为。
由于高丽国王自不量力，执意要出兵讨伐明朝，主要原因是高丽统治集团内部的“亲元势力”跟“元朝”关系亲密，一时之间思想转不过弯，不甘心臣服于大明王朝。因此，他们竟然异想天开地出兵去讨伐强大的明朝。结果，事与愿违，反而都被李成桂清洗掉了。而李成桂借此建立了与明朝世代友好的国家“朝鲜”。
虽然朝鲜半岛完成了由“高丽王朝”到“李氏王朝”的权力转换，但新王朝与明朝的交往仍然充满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明初的朝鲜政权和明朝本身因为各自所图的侧重点不同，最终都在外交上达成了利益的平衡。
朝鲜追求国土和政权的合法性，明而朝则需要稳定东北地区并保证大国威严。两者各取所需。于是，中、朝关系从此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在此期间，中、朝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就一直不断。
于是，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西元1398年）至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朝时，日本发动了全面入侵朝鲜半岛的“壬辰战争”（西元1592年），在这将近两百年历史时期内，中、朝关系始终处于平稳发展的阶段。
明朝与朝鲜之间就历史遗留问题和各种新问题都展开了进一步的交往，有些问题存在时间短，就由明朝方面最终解决了。无论如何，以洪武朝形成的朝贡模式为基础，经过两个世纪的制度完善和形式演变，才形成了明朝以册封、纳贡、赏赐金帛为主，而朝鲜以上表请赐、进贺、缴纳方物为辅的官方交往制度。
当然了，除了政治方面的册封与朝贡，中朝之间就经贸往来、书籍传播、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互动。例如，朝鲜“李氏王朝”上层的“王位合法性”，在洪武年间就一直处于窘迫的境地。因此，朝鲜“李氏国王”反复上书给明朝礼部辩诬，也未能得到“宗主国”的肯定，而这种困境却在“建文朝”时得到了解除。
“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三月回复朝鲜咨文，默认了“朝鲜国王”李芳远的继位，且在同年六月颁布了“册命诏诰”。朝鲜方面由此终于获得了其“宗主国”——明朝的肯定。
同样，建文帝也在其怀柔政策中收获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即来自朝鲜的大量“贡马”。于是，建文帝在建文二年二月下诏，特赐朝鲜亲王“九章之服”，后又派遣使臣携带绮绢、药材、棉布等货物卖与朝鲜，想要购买战马一万匹。面对数量庞大的贡马需求，朝鲜上下虽然愁苦应对，但基本还是满足了明朝的要求。
虽然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最终让其四叔“燕王朱棣”登极为皇帝，但换了皇帝的明朝，依然是朝鲜的“宗主国”，只不过是其上表请封、进贺千岁等的对象换成了“燕王”朱棣而已。
而明成祖朱棣也并未因朝鲜曾与“建文帝”交好而迁怒于“朝鲜李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朝鲜及时的顺应局势和上表恭贺。朝鲜自“永乐朝”开始，就与明朝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自“建文朝”至“万历朝”，朝鲜入明朝贡的礼仪章程也在不断完善。明太祖早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就规定了“藩属国藩王”入朝仪式，但由于朝贡礼仪过于繁琐，后来明廷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简化。
在这一时期，以朝贡明廷为目的的朝鲜使臣开始大量出现。明中期入朝使臣中，宦官的数量相比明初时越来越多，使朝鲜方面不胜其扰，却也无可奈何。对此，明朝内部有意识到不妥的臣工们提出了优化使臣素质的建议，并被皇帝采纳。之后数朝派往朝鲜宣谕、赐服的使臣大多选用在职文官或五品以上官员。
后来，清朝也继承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且更加实际地予以实施。与政治制度的完善同时进行的是，明朝与朝鲜之间的知识传递，即以明朝赐书、使臣笔谈、诗赋外交等形式进行的文化交流。
这其中有明、清数百年间的众多朝鲜使臣记录的燕行文献传世，也有记录明、清使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诗歌唱酬集录《皇华集》留存。
中、朝文人之间的文学沟通和思想交流从未间断，且保存了大量史料供可后人发掘、研究。除了使臣、文人个人的笔谈诗歌联系，中朝间的经典书籍流通，主要以官方的形式进行着。
经历明朝中、后期近两百年的政治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熏陶，朝鲜不仅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在外交上与明朝更加亲近，而且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上也逐渐向明借鉴，并在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所谓“小中华”思想意识。
这也为接下来在明朝末年万历年间的两国联合抗击日本大举入侵并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再造巅峰时期，是“万历三大征，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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