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西教（基督教）开始传入，在李朝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朱程理学”受到冲击，新、旧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而且，此时的朝鲜“李朝”同中国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朝鲜王宫中未闻婴儿啼哭声。这种情况被皇族出身的“大院君”李是应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难免暗暗盘算。“大院君”李是应年轻时天分很高，但名声不佳。在他的青年时代，为了在王室势力倾轧中求得自保，他故意装作胸无大志、浪荡不羁样，整日“竹杖芒鞋”，与市井无赖交相冶游。
西元1863年，“李朝”的哲宗去世，因身后无嗣，储位出空。李是应立即显示其非凡本色。他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活动，终于使12岁的儿子李熙入承大统，也就是“朝鲜王朝”第26世皇帝高宗。
于是，李是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了。按朝鲜祖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之生父得上尊号为“大院君”。不过，前李是应已有“兴宣君”的名号，故被称之为“兴宣大院君”。
“大院君”摄政后立即使出霹雳手段。他改组内阁，消除控制政权的戚族势力，打击党争，加强王权。
但由于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已进入东亚，而中国的“大清王朝”、日本的“江户幕府”都先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开放国界允许对方进来倾销各种商品，掠夺资源和财富，扶植傀儡来奴役各地百姓……面对如此复杂之局面。“大院君”采取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所必然采取的传统对策，那便是继续“闭关锁国”了。
于是，“朝鲜王朝”对前来叩动国门的西方势力一律视为“洋扰”，从不惯着，坚决打击，并且对经过“明治维新”后左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开始对外大肆扩张的邻国日本，也被他视为“洋倭同类”坚决予以抵制。
“大院君”强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迫使政治对手们开始勾结起来，最为令他棘手的便是“闵妃集团”了。
其实，“闵妃集团”的形成，也是他一手造成的。还在西元1866年，也就是高宗即位的第三年，尽管他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15岁少年，但在“王室”看来，他却已到了“大婚”的年龄。
于是，摄政的“大院君”根据多年来“外戚专权”的教训，提出了“王妃”人选的苛刻条件，即其本家须人丁萧条，无“外戚专权”之虑，且候选人本身要温顺贤淑，无干预政务之心。
这样一来，众多的“豪门闺秀”便被划到了圈外，因为豪门望族哪家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儿孙满堂呢？
寻来觅去，他的视线盯住了妻家远支的一位孤女。这位姑娘年方二八，是大院君的闵氏夫人远支族人闵致禄的女儿。闵家原本是望族，但此时已经没落了。
西元1851年的秋天，闵致禄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喜得一女。这是他的独生女儿闵紫英。紫英8岁时，闵致禄在贫寒中撒手人寰。坊间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果不其然，孤苦零丁的小紫英为生活所迫，独自一人到了京城的几家亲戚家走动求助的艰辛，自然使她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这种处境，造就了她机巧多思、从容处世的本领。这就是她进入“大院君”视野后，立即被选中的原因所在。然而，其中也隐伏着二人难以兼容的宿命结局。因西元1866年3月，随着高宗大婚，闵紫英正式成为王妃。这年她16岁，高宗才15岁。入宫最初三年，闵妃严守国母仪制，克尽为媳孝道，很得翁婆满意。
但令她不安的是，她的小丈夫对她却有点敬而远之，而对另一个女人李尚宫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少男热情。于是，“朝鲜王宫”里便上演了妻、妾争宠的“连环大戏”。当然，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帝王家的后宫争宠总是弥漫着一阵阵的血腥味，就算是这对未成年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最是无情帝王家”。
在当时的朝鲜宫廷里，围绕在高宗身边的有机会得到宠幸的女人，除去其正职妻子、皇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副职、副副职，色彩缤纷的众多佳丽，毕竟“后宫三千佳丽”对于一国之君来说，那是很正常的。
这些女人在名份上不能与皇妃争位，但只要得到国王喜欢，尤其是被搞大了肚子，便可以立马晋级。如果肚子争气并产下“龙子”，而如果更幸运是她的儿子被选为皇位接班人而册封为“世子”的话，那么就能凭借“母以子贵”，有朝一日便能会成为后宫里绝对超级大腕级的“王大妃”，相当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太后”。
因此，闵妃内心产生了隐隐的危机感。但她从小炼就的遇事泰然自若的功夫，使她从来不把内心的忧虑和忌恨挂在脸上。她埋头读书，排遣内心的郁闷，于是将中国古代的《春秋左氏传》及其他一些帝王治世经典比如《商君书》、《吕氏春秋》、《资治通鉴》等读得烂熟于心，为日后弄权御国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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