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这说明，清朝后期也如明朝末期一样，朝廷党争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国力，祸国殃民。
为了攻讦李鸿章，“清流派”官员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不得不评价道：“语绝奇”。这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在“甲午战争”时期，他处处和李鸿章作对，以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清军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西元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却能恰到好处利用清廷内斗和战备松弛一举击败清军获得大胜。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九年，是中国清朝在西元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值得珍惜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清朝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有利于发展经济。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其中表现在左宗棠收复“西域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也遭到了失败等。当时，中国清朝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甚至还稳压了日本一筹。
当时，英国的权威人士曾发表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先后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并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而西元1885年的“中法新约”是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唯 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故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因为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也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了“亚洲强国”，并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尴尬地位。
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清朝的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也变得更加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甚至就此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即输掉了复兴机会！
当时，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小国”之“倭寇”竟能全歼“北洋水师”，还索得巨款，并割走大量国土。
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而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只能靠向西方列强大举债度日，从此成为了亚洲的“破落户”。相比之下，“甲午”一战，却让日本成为了亚洲的“暴发户”，并强化了“金融系统”。
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银币）。而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银币）。“明治维新”前，日本各地“大名”有权发行各自的纸币曰“藩扎”，但不能全国流通，故在“明治维新”后被废止，并统一改用“日本银行”发行的有“金本位制”的“日元”来流通。
当时，“明治政府”规定新的“日元”纸币采用了“金本位制”，即1日元等值于1.5克的黄金。然而，由于日本此时不同于以往，极其缺乏金、银来做“储备金”，因此其发行的纸币并不能真的兑换成“金币”或“银币”。
到了西元19世纪末，西方国家已经全部转为了“金本位体制”，而为了在贸易上和西方国家接轨，日本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的“金本位”。西元1897年《货币法》规定0.75克黄金相当于1日元，虽然比起“明治维新”之初贬值了50%，但最后仍成功建立起了自己“金本位”的“黄金储备”，则全靠来自“甲午战争”的赔款。
可以说，日本第一次“赌国运”赌赢了，不仅使得日本的货币经济在最关键的时期因掠夺来中国的海量白银巩固了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而且也为日后日本一次次的“豪赌国运”埋下了种子，一直到二战战败。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个亿，还以为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而已。所以，一想到现 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直接威胁，形成进攻中国内陆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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