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民道：“大宗伯请讲！”
于慎行道：“如方才大司农所言，火耗是自一条鞭法才有，此说极为精到。嘉靖十年时一条鞭法，已在有些地方试行，万历九年由首辅张文忠公推广至两京十三省，朝廷税赋一律以白银计，如此也有了火耗。”
“朝廷用一条鞭法之意何在？乃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以漕粮而论，一石漕粮按离京远近，要另征三四斗轻赍银，也就是十之三四作朝廷的运输储存之费。”
“所谓火耗者，到底多少？实不过百之一二。但地方官员借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以至于代增一代，官重一官。如今官取十之二三，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十之一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一句火耗，以至于官无横征之名，民却有暗害之实！”
于慎行越说愤慨之色越是溢于言表，下面官员也是跟着窃窃私语。
兵部尚书宋应昌，刑部尚书萧大亨亦示意他有话说，杨俊民问道：“大司马，大司寇是附和还是反驳于大宗伯方才所言。”
宋应昌道：“本部附之。”
萧大亨则道：“本部不敢苟同。”
杨俊民道：“那请大司寇讲！”
却说林延潮以次辅行首辅之事后，在主持廷议时定下了规矩。
这规矩参考于罗伯特议事规则，其中重要有两点。
首先所有问答都在发言者与主持人之间互动，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发言。因为辩论时，正反一旦对掐，很容易形成为杠而杠的局面，最后成为骂战，比谁的声音大或争到最后一句，无益于会议进程。
其次第一个人发言后，下面发言之人需向主持人表明其立场赞同或反对，反对者先发言。如此达到意见的平衡，避免陷入一言堂的局面。
此主张为九卿一致拥护后执行。此后廷议的决策效率大大加强，也使廷议之论更公允。而九卿廷议的决策，更深入得到文官阶层一致拥护，连天子也不敢轻易更改，离林延潮入阁之初提出的天子与台阁共议又更近了一步。
但见萧大亨则道：“事出非无因，地方既有此成例，骤然更之，必生大乱。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何也？盖因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本部虽主司刑律，却有一言论断，古往今来，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弊弄法又岂止于火耗一法，虽条例画一，弊终难断。要革除弊法，唯有重选才用官，以治人为上上之道。当初次辅也曾言，先有治人再有治法。”
萧大亨说完从容坐下，不少官员连连点头，满脸兴奋。
林延潮看了萧大亨一眼，心底倒也有几分称许。
杨俊民向宋应昌道：“大司马请讲。”
于慎行，萧大亨一正一反后，现在轮到宋应昌出声：“大司农，方才大宗伯所言，所谓火耗不过百之一二，诚然如此，当年海忠介公为淳安令时，一两银子只收两分加耗，也就是两分耗。但当今地方官员却加征至多少？少则二成，多至五成，以至于一条鞭法的便民之利荡然无存。”
“方才大司寇所言，本部不以为然。治理天下，当尚和去同，执两用中，治人治法视时势而辨，岂可一成不变。法久弊生，不能不变，变之在人，人以定法。人治之难，难在乾坤独断。法治之贵，贵在大纲小纪，无法不修。畿甸遐荒，无微不烛。”
听完宋应昌之言，杨俊民抚须道：“如大司寇，大司马所言，火耗归公乃修一条鞭法之不足，推行万历新钱所用，但地方舞弊弄法又岂止于火耗一项。至于治人治法之论，不在此议，下面不必再争。”
百官此刻也听得出来，于慎行，宋应昌之言，论据充分，正是事功党务实的风格。而萧大亨说得虽好，但只在务虚上作文章，没有落到实处。
杨俊民询问后其余九卿或不表态或赞同，唯独大理寺卿郑继之反对宋应昌道：“从来足国之道必先足民，而足民之道在于薄赋。耗羡乃州县私征私派，于理不通，于法不合，若以火耗纳入正项，必有不肖官员指耗羡为正项，而于耗羡之外又事苛求，必至贻累小民。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此与盘剥百姓，加征加派何异？更有纵贪之害，有违祖制。”
杨俊民则道：“郑廷尉似没有看清揭贴所书，火耗归公当然不可为正项，乃州县百姓将正项与火耗一并自封投柜，由州县封柜至藩司，经户部奏销之后，再由藩司至州县。”
郑继之则继续道：“纵是藩司封柜，又岂能禁州县官员耗外加耗。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朝廷不明文律法，州县犹自畏惧，一旦放开则大行其道。”
杨俊民笑了笑，又问何人可答。
通政使林材起身道：“不知郑廷尉为州县时收不收耗羡？不收耗羡，能养家小否？难养家小，则失人伦，收了火耗，则欺百姓。凡慕虚名必处实祸，而今朝廷无耗羡之名，百姓却有耗羡之实，岂是我等可以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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