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问题困扰了整个明朝，各个时期都在努力寻找各自的解决之道。
洪武时期，主要通过将民田大规模转化为官田来增加财政收入，官田的征税额是民田的10倍左右。
到永乐时期，除了继续增加官田以外，又发明了官俸折钞这种节流财政来暗地增加财政支出能力。
其秘密隐含在用成本极低的纸钞代替俸给本色米，实质是降低官吏俸禄以节省财政支出。
宣德中期以后，随着随从皂隶的大规模折银，明代启动了赋役大规模货币化之路。
赋役货币化打破以米计量的赋役原额桎梏，为明代财政不断增收找到一条出路或解决之道。
其秘密隐含在财政价格（折价）比市场价格（市价）高出甚多的事实中，部分甚至以倍数计。
而政府征收用财政价格，支出用市场价格，这就成倍地增加了财政支付能力。
与此同时，随着周忱改革的深入推行，将耗费不断法定化。
利用市场原理，周忱将税粮运输、进仓等费用，用加耗的方式固定化或法定化，史称平米法。
而明政府不断将这些耗费转入田赋正额中，于是便在新的正额基础上又进行新一轮加耗。
这样便在不断加耗中增加财政总量。
不仅抵消了因各种原因减免、豁免的赋役数额，还使实际征收的赋役数额大幅增加。
除了通过增加官田、官俸折钞、加耗、赋役货币化明里暗里增加财政收入外。
明后期还直接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总额达900余万两。
此外，增加盐税、关税、茶税以及商税等，也是明代增加财政的辅助手段。
但这些办法都治标不治本。
即便是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也没有将其延续下去。
明朝初期到明朝后期，朝廷从农业方面获得的税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明朝的财政支出却空前加大了。
明朝初期，国家推行了屯田制，使得明朝的军队可以自足，因而国家财政收入基本是够用的。
但是明朝中期后，屯田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不得不推行了募兵制，使得军费开支日益庞大。
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明朝的官员数量和宗室都突破了10万，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养。
加上贪污腐败等原因，明朝后期的财政已经枯竭。
1567年，据户部统计，国家太仓仅存银130万两。
而官兵的支出就达到135万，边防需要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统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还不算其他的开支。
张居正认为，土地兼并导致了赋税不均匀，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加重了社会矛盾。
因此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也就是从土地问题入手。
1578年，张居正下达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的命令。
在丈量过程中，地方豪强不断阻挠，张居正则坚决打击。
到了万历九年，全国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国的土地面积为713万顷，比弘治年间多了300万顷。
土地丈量的完成，为张居正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打下了基础。
同时，张居正又督缴正赋田税。
过去，明朝的地方贵族、豪强等偷税漏税十分严重。
地方官员不敢向他们督缴正赋田税，转而向农民强征。
张居正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
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收到严厉的处罚。
也就打击了豪强地主，对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1581 年，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有几条：
一，将过去的田赋、人丁税、徭役和杂税全部统一为一条；
征税的依据按照田亩的多少；由实物税收改为货币税，缴纳白银。
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税收的程序和项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和官员的舞弊和贪污，有利于减少百姓的负担。
同时，一条鞭法减少了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对国家的依附关系，而征收白银也适应了商业的发展趋势。
一条鞭法上起两税法，下开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变革的里程碑事件。
通过丈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迅速的增加。
当时明朝的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在增加财源的同时，张居正也在力求节约。
他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另一方面又减少皇室的开支。
他要求万历皇帝能省则省，没有多大功劳的事情不要赏赐，务必让朝廷的收入大于支出。
1582年，张居正去世。
张居正的改革也告一段落，明朝重新又陷入了快速的衰败之中。
实际上，朱元璋的重农抑商和禁海等政策就注定了明朝的财政不可能好。
加上朱棣搞的供养宗室，又加大了朝廷的开支，后期更是超过了朝廷开支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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