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身份是学者和文学家。在文学方面，他出版过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篇小说《猫》、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集《槐聚诗存》。与其它文学家比，他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很少。但是，长篇小说《围城》奠定了他的文学巨匠的身份。。
而《围城》就是在这个住处写出来的，于1947年出版。当时，《围城》就引起了不小的震撼。80年代，这部小说再度被激活，一时誉满天下，很快就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杨绛和钱钟书很长时间里晃悠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钱钟书生于无锡，民国时在上海度过了不少日子，包括写《围城》。杨绛祖籍也是无锡，但她生于北京，未满百日就随父母到了上海，4岁时再赴北京。这对知性男女于1932年在清华大学相识，一见钟情，定了终身。1935年成婚。40年代的一大半，他们是共同在上海度过的，应该基本上在复兴中路这个居所。
杨绛是个女才子，翻译家，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认为是最佳中文译本。她更是一位罕见的高龄后发力作家。以前觉得列夫.托尔斯泰80多岁时还能写出《复活》太了不起了。但杨绛更不得了。她也喜欢写作。可她跻身中国作家前列，则是在2003年，在她的散文随笔《我们仨》出版之后。她那时已是93岁高龄。《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发行量超百万，获得圈内外高度评价，圈粉无数。
有些遗憾的是，钱钟书生前虽然知道夫人是才女，却还不知道她也会是一名大作家。
不知是否是幻觉，我总觉得钱杨夫妇的文学作品与卡夫卡有不解之缘，或深受卡氏的影响。钱钟书《围城》的开篇名句“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总让我想起卡夫卡《城堡》里的主人公怎么走也走不进城堡的事迹。而杨绛《我们仨》开篇那幽灵晃荡般的笔触更让我想起卡夫卡的风格，那感觉介乎于卡夫卡和蒲松龄之间。
第十七站：南昌路136弄11号—徐志摩旧居
回到思南路，往北走，再向东拐进靠近淮海路的南昌路，不远处就是传说中的徐志摩旧居所在地：南昌路136弄。
这个弄堂很大很不好找。当高德地图告诉我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我正位于一条支弄的底部，前面是一堵墙，路似乎已到尽头。正好此时一名中年女子走出门来，我便向她打听徐志摩。她笑笑说：前面拐弯。前面还有路？我半信半疑地向那墙走去。果然柳暗花明，可以拐弯。拐弯后进入的是那堵高墙和这栋房子的山墙之间的一个夹道，宽不过一米。然后我面对着的是另一堵墙。我只能试探着往前走，到了墙根那里，才发现，还可以向右拐，是一道更窄的夹缝，宽也就半米。然而进去后还能向左拐，以同样的宽度。
就是金庸笔下张无忌钻出狭窄的山洞的那种感觉，眼前一亮，我进入了另一条支弄，也就是刚才那栋房子的前门所在。我看到了南昌路136弄11号的门牌，同时看到了门牌旁的大牌子。上面真真切切地写着徐志摩的名字。不过这个牌子上面的字被岁月磨得不行了。要凑近去，才能认出一些大字，小字就完全不行了。但是，不会错了。
有评论说：“徐志摩是中国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这是现在的评论。
徐志摩的作品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等。他的诗名盛极一时，而人们说，他的散文造诣不在诗下。他的诗歌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
徐志摩跟金庸是同乡，甚至是表亲，来自紧邻上海的浙江海宁。但他是1927年才从北京移居上海的。1931年，他乘坐的飞机失事。这位天才诗人只活了34年。
但他的诗、他的才华获得了全世界华人的高度认可。
第十八站：建国中路20号—艾青“旧居”
沿着思南路往回也就是往南走，穿过复兴中路，经过思南公馆这片别墅群休闲区，再经过“周公馆”等众多的别墅，下一条马路是建国中路。向右拐进建国中路，很快就看到几栋庞大的老楼房。这里就是诗人艾青的下一个“旧居”了。
褐色的牌子上写着“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是建于1915年的东印度外廊式建筑。上面的小牌子表明，这是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旧居“外面加了个引号。这”引号“是非加不可的，因为这恐怕是最不可思议的“旧居”了。
这房子看着挺漂亮的。但却曾经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关人的地方，几经沧桑，几经更名。人们习惯称之为“马斯南路监狱”。马斯南路是思南路的旧名。
没错，这曾经是法租界的监狱。踌躇满志从法国学画归来的年轻的艾青，在跟一众画画青年一起被捕后，就被关在了这里。1932年8月1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6年。(顺便有感一下:有一点我觉得实难理解:法国人从大革命以来一直特别重视和强调言论自由，却为何还会有政治犯，还有思想罪，连几个观念激进些的学生都不能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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