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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黑人运动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上的nba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也没有让球迷完全接纳黑人运动员，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快船队的前任老板依旧放出过种族歧视的言论。所以陈强也不指望这件事情能一蹴而就。陈强打算先让黑人球员出现在赛场上，看看球迷和球队的反应如何。
然而国内寄过来的一封信，却完全打乱了陈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让他引入黑人运动员的计划不得不暂停下来。
这封信是董守义寄来的，董守义在信中询问，陈强是否打算参加明年的伦敦奥运会。
参加奥运会这种事情，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业务范畴，抗战期间，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务工作也停顿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几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会员开除了会籍。抗战结束以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恢复了工作，只不过由于国内的局势仍然混乱，所谓的“恢复工作”，也只是名义上的事情，政府基本上没有钱拨给全国体育协进会，让体育协进会举办体育赛事，体育协进会自然也就无事可做。
此时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长由张伯苓来担任，不过由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没有什么经费，所以张伯苓这个“会长”，也只是有名无实罢了，啥事都做不了。
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张伯苓来询问陈强是否打算参加伦敦奥运会，但张伯苓却没有这么做，很显然是故意为之。张伯苓视陈强为子侄，两人关系亲密，若是由张伯苓亲自询问陈强的话，怕是会掺杂私人感情。张伯苓也拿不准陈强到底想不想去参加伦敦奥运会，他也担心自己亲自询问的话，会给陈强造成压力，所以张伯苓便没有参与此事。
陈强是了解张伯苓的，他知道张伯苓没有亲自过问，就是怕自己左右为难。于是询问陈强是否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事情，就落在了董守义的头上。
董守义也是当时着名的体育教育家，他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体育系任教授，并且担任过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位。董守义也曾以中国篮球队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并且在奥运会后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的成员，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当年柏林奥运会结束后，陈强也曾经参加过这个考察团，所以他与董守义也算是熟识。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总干事，也正是董守义，同时董守义还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所以由董守义来信询问陈强是否参加伦敦奥运会，于公于私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近代中国有过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第一位就是王正廷，他早在1922年就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国际奥委会中也是老资格的存在。
第二位则是孔家的那位老爷，他之所以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是因为王正廷的举荐。王正廷觉得中国体育事业落后，为了发展国内的体育事业，便举荐孔老爷成为了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当时孔老爷身居要职，手握国家财权，王正廷觉得孔老爷“有权有钱”，若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定然会大力发展国内的体育事业，最起码财政拨款会容易一些。只可惜事与愿违，孔老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并没有对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半毛钱的贡献。
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就是这位董守义教授了。他也是中国第一位从事体育专业出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未来他还担任过篮协主席等职务。
拿着董守义的这封信，陈强却是满心的犹豫和踌躇。
陈强在美国过了好多年的安生日子，他有钱、有家庭、还有自己的事业，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让他再回到奥运会的赛场上，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陈强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而且参加奥运会的话，陈强还必须进行恢复性训练。虽然陈强有训练空间，有十倍的训练时间，这可以让陈强在伦敦奥与会之前，将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但体育训练毕竟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很多的辛勤和汗水，已经成为“奶爸”的陈强，很担心自己还能不能适应运动员那种苛责的训练。
有句话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安逸惯了，很难再重新回到艰苦的生活当中。运动员也是如此，现役的运动员可以忍受日复一日艰苦的训练，但退役运动员再复出的时候，就很难回到之前那种训练强度。历史上有很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又选择复出，但复出后还能够完全恢复竞技状态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甚至很多运动员复出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适应运动员的生活。
更何况等到伦敦奥运会的时候，陈强已经34岁了，这个年龄在任何体育运动当中，都能达到“老将”的标准了。陈强从事的还是田径运动，这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项目，34岁早已经过了田径运动员的黄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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